敦煌王道士》讲述的是1900年5月26日，在敦煌莫高窟，王道士偶然发现一个尘封千年，有近5万件珍品文物的藏经洞，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传奇故事由此展开。

由于清朝廷软弱无力，他孤立无援，蒙冤受屈；为广开财路，他卖了3万多件文物珍品，所得钱财全部用于维修与扩建莫高窟，没贪一分一厘，却严重破坏了文物；他与洋人斗法，嬉笑怒骂，怪招百出；与忠义之士关千里父女周旋，亦正亦邪，阳奉阴违，时有真情流露。

历史上敦煌莫高窟“藏经洞”的发现者—— 王道士 湖北麻城人。

本名圆箓，一作元录，又作圆禄。

家贫，为衣食计，逃生四方。

清光绪初，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。

奉道教、后离军、受戒为道士，道号法真，远游新疆。

约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）至敦煌莫高窟。

在窟南区北段，清理沙石，供奉香火，收受布施，兼四出布道募化，小有积蓄，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，即今“下寺”。

雇敦煌贫士杨某为文案，冬春间抄写道经，以供发售，夏秋间，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，合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，接待香客，代写醮章，兼收布施，登记入帐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（一说二十五年）初夏，杨某坐此窟甬道内，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，觉有空洞回音，疑有秘室，以告圆禄。

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，相与破壁探察，果见复室，积满写卷、印本、画幡、铜佛等，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高窟藏经洞。

乃取部分写卷、佛画等，分赠肃州兵备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，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。

二十八年，甘肃学政叶昌炽闻讯，次年十一月及三十年四月和八月，先后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卷、画像、中氏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省妥藏。

以运费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，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守翰就地封存。

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，不许外流。

三十二年，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，有《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》记其事。

三十三年三至五月，斯坦因至莫高窟，以四块马蹄银（共重二百两）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，佛画、织绣品等五箱。

三十四年三至五月，伯希和踵至，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、印本、经卷、文书、佛画等六千卷，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。

宣统二年（1910）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窟文物流散消息后，电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，王道士又私藏若干。

同年前后，于数十洞窟凿通道，使各洞相通连，大量壁画遭破坏。

修“古汉桥”，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。

又搬出各窟残塑，造“千相塔”瘗之，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《敦煌千佛洞千相塔》碑记其事。

民国元年（1912）十月，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，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卷。

1914年，斯坦因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。

王道士在外人诱引下，监守自盗，非法出卖国家文物，计大宗者四起，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，更加历年募化所得，遂成敦煌巨富。

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，事未竟。

殁后即葬于莫高窟窟前大泉河东岸，同年七月三日，其徒赵玉明、徒孙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。

其碑，不著撰人，木质、阴刻，今仍嵌于原塔南侧龛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