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汉武帝幸甘泉，驰道有虫覆地，赤如生肝。

问东方朔，朔曰：“秦狱地冤气也。

臣闻酒能消愁。

”以酒浇之，果销矣。

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五十三·地部十八·阪）5.《广五行记》曰：汉武帝幸甘泉宫，驰道中有虫，赤色头，目鼻尽具。

观者莫识，帝使东方朔视之，对曰：“此秦时拘系无辜，众庶愁死，咸仰首叹曰怪哉，故明逯哉。

此必秦之狱处。

”朔又曰：“凡忧者得酒而解，以酒沃之当消。

”於是取虫致酒中，须臾糜散。

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九百四十四·虫豸部一）其中，第一种本《小说》，字词差异不大。

第二、三种皆本《东方朔别传》，彼此却有些差异：前者说“有虫覆地”，后者不提“覆地”二字；前者说“夫愁者”，后者说“夫积忧者”。

第四种所本的《郡国志》，大概是晋司马彪《续汉书》中的《郡国志》。

如此，是书对“怪哉”的记载要比《异苑》早多了。

第五种所本的《广五行记》，不知何人所撰，文字比以上各种都要文一些。

《太平广记》卷第二百二十有一篇《异疾绛州僧》，亦引自是书，全文如下：永徽中，绛州有一僧病噎，都不下食。

如此数年，临命终，告其弟子云：“吾气绝之后，便可开吾胸喉，视有何物，欲知其根本。

”言终而卒。

弟子依其言开视，胸中得一物，形似鱼而有两头，遍体悉是肉鳞。

弟子致钵中，跳跃不止。

戏以诸味致钵中，虽不见食，须臾，悉化成水。

又以诸毒药内之，皆随销化。

时夏中蓝熟，寺众于水次作靛，有一僧往，因以少靛致钵中，此虫恇惧，绕钵驰走，须臾化成水。

世传以靛水疗噎疾。

永徽乃唐高宗李治年号（永徽元年为650年），此书又被《广记》征引，必为唐人作品。

从这篇《异疾绛州僧》看，文笔同样不畅。

绛州僧胸中物惟靛可化的情节，与酒消怪哉的情节类似，说不定该书专收药水治病之事呢。

现在，就以最早的《郡国志》为本，看“怪哉”故事后来是怎么变化的：《郡国志》曰：雍州咸阳县北十五里长平坂，汉武帝幸甘泉，驰道有虫覆地，赤如生肝。

问东方朔，朔曰：“秦狱地冤气也。

臣闻酒能消愁。

”以酒浇之，果销矣。

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五十三·地部十八·阪）从这里，居然看不到“怪哉”的名字，自然也没有仰首叹怪哉的描写，讽刺艺术效果大打折扣，也不知原文是否真就没有。

“长平坂”，在《殷芸小说》、《广五行记》中都找不到；“虫覆地，赤如生肝”的细节，则被《殷芸小说》、《广五行记》简化或改写：《殷芸小说》仅说“有虫，赤色”，更加晚出的《广五行记》说“有虫，赤色头”，认为“怪哉”只有头部才是红色的，“赤如生肝”这样的话，自是不能提起——可见，到了唐朝，这条小虫便褪色了。

“覆地”、“赤如生肝”的细节，还有“长平坂”，在《太平御览》卷五十三所引《东方朔别传》中却一应俱全。

据此，《东方朔别传》的大致创作时间至少可以猜出来了：必在南梁之后：因为是书中的“怪哉”故事属“集成本”。

周楞伽辑注《殷芸小说》卷二第58条注云：“查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《东方朔传》八卷”；我查《旧唐书》“志第二十六”（电子版）亦有《东方朔传》八卷，如果这就是《东方朔别传》，大约是隋人所作。

然而，《东方朔别传》虽将二书“集成”，却没能做到“聚珍”，将殷芸原创的“咸仰首叹”说舍弃了，实在不懂艺术。

更差劲的是，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中的“酒能消愁”，殷芸改编扩充的“忧者得酒而解”，竟然被《东方朔别传》变做“夫积忧者，得酒而解”，简直神韵全无。

《续汉书》为晋书，去三国未远，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句，犹然在耳，就算司马彪无此意，殷芸也将这个诗意点化出来了，改成“夫积忧者”，罗嗦且乏味，其实不必。

总的来说，殷芸的改编最棒，立意更高，文笔更好，趣味性也大大加强了。

想一想，一条全身通红，眼、耳、鼻、口皆全，还生着牙齿的虫子多有趣，又多么令人同情！而且，这也是一条非常“合理”的虫子：全身通红，显然是血所凝成，影射皇帝的嗜杀（未必就是秦始皇）；有眼有耳，可以观，可以听（看来听来的都是暴行）；有口有牙，然后可以叹，可以言（除“怪哉”外无话可说，可知怨之深），可以饮。

《东方朔别传》一书却将“头目牙齿耳鼻悉尽具”精简为“头目口齿悉具”，虽多了个“口”字，也属多余：口若不存，牙何以附？也许，原文不是如此写法。

《郡国志》中“以酒浇之，果销矣”的收束法，言简，且有余味，也很浪漫。

《殷芸小说》中的“取虫置酒中”，实属蛇足，弄得像泡药酒似的，《东方朔别传》却要采用，笨。

《东方朔别传》里，也有原创，即末尾的“赐朔帛百匹，后属车上盛酒，为此也”，这个才有点意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