屈原和渔父各自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处事态度：一是屈原的明辨是非、高洁白奉、积极用世，乃至宁死不折、以身殉国；一是渔父的不问是非、明哲保身，乃至消极避世、飘然自乐。

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，结果只好异途殊归，各行其志。

总体说来，作者的意图和倾向是：以屈原为主，以渔父为副，以副托主，赞扬屈原的崇高精神，贬抑渔父的消极态度。

从作者的态度来看，让渔父用“混世”反语来激励屈原，从而造成更强烈的对比，这恰恰说明了作者对屈原的崇敬，对同流合污者的憎恶，倾向十分鲜明。

作者没有单—地铺陈颂扬屈原的伟大人格，而是别具匠心地为他设置了一个对立面，让渔夫与屈原分别代表两种相反的但各自又十分典型的人生观，并让他们在江畔相遇，展开对话，这就使文章内涵全部熔铸在一个整体对比性构架之中。

在这个构架中，至少包容着三个方面的对比关系：一是两条人生道路的对比。

屈原坚持人世，渔父乐在出世。

实质上一个足从社会着眼，目的在于济世：—个是从个人出发，意图在于全生。

两相比较，谁积极谁消极，不言自明。

二是两种“入世”态度的比较。

一个是明辨是非、高洁白奉，而且至死不渝；一个是是非不分、随波逐流，乃至混水摸鱼。

两相比较，孰高尚孰鄙陋亦是不言而喻。

三是两种结果的对比。

屈原积极用世，深思高举，结果却惨遭流放，行吟江畔，痛苦万分；渔父消极避世、钓鱼汀滨，反而能身心自由，鼓枇高歌，欣然自乐。

这两种情景的对比、诱惑，恐非意志特强者所难以自持：然而屈原却非但能够持志不移，而且锐意于以身殉国，这样，他那玉叮碎而不可改其白、竹叮焚而不可毁其节的崇高精神，就在层层对比中显得更加璀璨夺目.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