玄言诗和山水诗的关系简答题(玄言诗)

导读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。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,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。代表作家有孙绰、许询、庚亮、桓温等;...

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。

玄言诗是东晋的诗歌流派,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。

代表作家有孙绰、许询、庚亮、桓温等;其特点是玄理入诗,以诗为老庄哲学的说教和注解,严重脱离社会生活。

 自魏晋以后,社会动荡不安,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。

到了西晋后期,这种风气,逐步影响到诗歌创作。

尤其是东晋时代,更因佛教的盛行,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,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。

《文心雕龙•时序》篇说:“自中朝贵玄,江左称盛,因谈余气,流成文体,是以世极迍邅,而辞意夷泰。

诗必柱下(老子)之旨归,赋乃漆园(庄子)之义疏。

”《世说新语•文学》篇注引檀道鸾《续晋阳秋》还指出“过江(指东晋)佛理尤盛”。

晋元帝司马睿 这个诗派的出现,虽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,但其实质则与王弼、何晏、阮籍、嵇康等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。

西晋后期,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,这种理论又经东晋支遁诸人之手,与佛教思想结合起来,反映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。

于玄言诗的特点,《续晋阳秋》、《宋书•谢灵运传论》、钟嵘《诗品》皆有一致的看法:玄释合流。

成为东晋孙、许等人玄言诗的重要特点。

钟嵘《诗品序》评玄言诗特点 玄释合流,在当时相当普遍,如王导、谢安、简文帝、孙绰、许询、王羲之、殷浩等人与名僧支道林、竺法深、释道安、竺法汰等过从甚密,佛学与玄学受到同样的尊重。

名士如孙绰、许询皆精通佛理,名僧支遁等又深于老庄之学,玄佛互相渗透。

  《世说新语•文学》记载支遁在瓦官寺讲《小品》,竺法深、孙绰等皆共听。

又载:“支道林、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(即后来的简文帝)斋头。

支为法师,许为都讲。

支通一义,四坐莫不厌心。

许送一难,众人莫不抃舞。

但共嗟咏二家之美,不辩其理之所在。

”另外,名士孙绰曾作《道贤论》,以“竹林七贤”配七位名僧。

孙绰那篇自诩为“掷地作金石声”的《游天台山赋》,即将玄言与佛理融合为一,如“散以象外之说,畅以无生之篇。

悟遣有之不尽,觉涉无之有间。

泯色空以合迹,忽即有而得玄。

释二名之同出,消一无于三幡”。

亦玄亦佛,老释参用。

  东晋玄言诗的特点,钟嵘《诗品序》说:“永嘉时,贵黄老,稍尚虚谈,于时篇什,理过其辞,淡乎寡味。

爰及江表,微波尚传,孙绰、许询、桓、庾诸公诗,皆平典似道德论,建安风力尽矣。

”从现存玄言诗来看的确淡乎寡味,缺乏形象。

玄言诗人虽多与名僧交往,但玄释合流,主要体现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,在现存的玄言诗中,没有多少佛学的痕迹,即使在名僧支遁的诗中,也是以抒发老庄玄理为主。

玄言诗中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,大都借山水以抒情,试以孙绰《秋日诗》为例:“萧瑟仲秋月,飂戾风云高。

山居感时变,远客兴长谣。

疏林积凉风,虚岫结凝霜。

湛露洒庭林,密叶辞荣条。

抚菌悲先落,攀松羡后凋。

垂纶在林野,交情远市朝。

澹然古怀心,濠上岂伊遥。

” 此诗写仲秋时分万木萧条的景物和作者的感慨。

“抚菌”句用《庄子•逍遥游》 “朝菌不知晦朔”语义,写悲秋之感,寓人生短促之意。

“攀松”句用《论语•子罕》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语义,写自己的节操志向。

“垂纶”二句直抒厌弃市朝之情。

末二句用《庄子•秋水》的典故,说自己这种逍遥林野的生活,跟庄子的濠上之游没有什么区别。

  支遁的《咏怀诗》五首也是典型的玄言诗,第一、二首直叙老庄哲理,语言枯燥,内容玄虚;后三首有游仙诗的意味,形象与玄理也未能统一。

第四首中所说“近非域中客,远非世外臣”,正是东晋士人“心隐”生活的绝妙写照。

  释道安的弟子慧远及其道友、文友,开始以佛理入诗,如慧远的《庐山东林杂诗》,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,抒发佛理。

刘程之、王乔之、张野各有一首《奉和慧远游庐山诗》。

其馀如张翼有《赠沙门竺法頵》三首、《答庾僧渊诗》,王齐之有《念佛三昧诗》四首,或咏佛理,或写佛境,也受到玄言诗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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